一季度土拍收入全国最高，为什么是杭州？

　　图片出处：摄图网

　　2018第一季度，杭州土地总出让金登顶，金额高达923亿，远超第二名北京的573亿元。在4月12日，杭州首场摇号购房政策出台后的土地拍卖会上，土地成交平均溢价超过40%，多个板块最高楼面价被刷新。

　　有观点认为杭州这波地价上涨，机会性因素很多，比如杭州现处于后G20、前亚运会时代，意气风发。恰好这两年，上海北京地价上涨而房价不涨，且供地少，所以更多房企转向杭州、南京以及其他新一线城市。做为亚运会的承办城市，这两年，杭州基础建设还需大量投入，因此在土地出让方面姿态比较开放。

　　确实，2018第一季度杭州出让土地的面积较大，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，2018第一季度杭州一共出让了317万方土地，占去年成交面积总量将近四成。另外，第一季度杭州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、热点板块较多，例如未来科技城、钱江世纪城的核心地块。而上海、南京等城市出让的几乎全是租赁住宅用地，这样价格自然低。

　　抛开这些外在因素，房价与地价是一个城市经济实力的体现之一，但杭州的经济总量不如北上广深，商事主体数量仅有成都的一半。凭什么它的土拍收入，就能领跑全国一线城市？ 城叔试着从人均收入、民营经济和人口流动三个方面来找原因。

　　1+人均收入

　　都说地价涨幅大，溢价率高，表明房地产商看好城市的未来发展。他们看好杭州的底气何来？人均收入可以视为原因之一。

　　且不说全国层面，仅仅在一众新一线城市中，杭州经济总量也不算大。拿成都、武汉作对比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，成都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约为1.38万亿，武汉为1.34万亿，而杭州为1.25万亿。

　　但是，杭州常住人口要远小于成都以及武汉。成都2017年常住人口突破1600万。武汉有1000万出头的常住人口量，但杭州常住人口不到1000万。

　　这么算下来，杭州人均GDP收入反而最高，约为13.5万元，成都最低仅为8.7万元，武汉则有12.3万元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新一线城市，据统计，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上海市人均生产总值为12.46万元，北京则为12.9万元。这么算下来，杭州人民确实更富裕一些。

　　此外，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还指出“杭州周边的农村也很富足”，确实，杭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了3万元以上，而2017年，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25元，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。“城乡均衡的环境有利于房地产的高品质发展”，严跃进说。

　　2+民营经济

　　民营经济的活跃度正是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一把尺子。

　　正如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会长庄聪生在《深刻领会十九大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》一文中所说“实践证明，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，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，那里的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，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，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，社会就和谐稳定。”

　　根据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， 2017年杭州民营经济（不包括阿里巴巴）的产值占到GDP总量的六成。另据全国工商联揭晓的“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”榜单，杭州市独占44家，入围企业数连续第十五次蝉联全国城市第一。

　　浙江的民营经济不是杭州一家独大，而是围绕杭州，形成众星拱月之势。宁波、绍兴、金华、温州等等城市持续为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、资源等支撑。十几年来，大杭州、全浙江片区形成的尚商之风、善商之俗，更是其他地区、城市难以企及的宝藏。

　　除了大企业，杭州个体工商户的力量也不容小觑，这部分从业人数占到杭州总人口的10%。不少人感叹过楼下的小烧烤摊和小包子铺月入数万的传奇吧？他们也是房市的“中坚力量”。

　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当地的营商环境分不开。套用华策影视总裁赵依芳的话，在杭州，政府懂企业。“我们要做事情，找领导汇报有人听，报告递上去有人收。你说你的设想，杭州的领导听得懂。”

　　这两年来，多地政府表明要发扬“店小二”精神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进行政府审批改革，强化政府服务功能等等，而“店小二”精神正是起源于杭州。

　　据中新社报道，从2013年起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就多次强调，政府部门、机关干部要努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“店小二”。他形象地把企业、基层比作“客人”，要求政府部门、机关干部当好服务企业、服务基层的“店小二”。

　　三年后，浙江省原省长李强调任江苏省委书记，将“店小二”这个概念全面引入了江苏。2017年李强书记调任上海，又将“店小二”精神传播到上海，他在两地都分外强调政府公务员的 “店小二”意识。

　　2017年开始，在西安、武汉、成都、武汉等城市，“店小二”一词开始频频出现。也就是说，2018年，“店小二”意识在各大城市落地发芽时，却已经在杭州探索发展了五年，开花结果了。

　　杭州尚商、重商、善商的良性循环，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，提供保障。

　　3+人口流动

　　人口活跃度也是原因之一。

　　近两年，“新一线”城市集中爆发人才战，不同于西安等城市的声势浩大，杭州可谓是“闷声发大‘才’”。据统计，在2017年的“新一线”城市中常住人口净流入量最高的正是杭州，达到22万。

　　2017年4月开始，杭州市对毕业一年以内到杭工作的硕博士（全日制）应届毕业生分别发放2万元、3万元的补贴。不仅是杭州市政府的激励政策，各区政府也有各自的激励政策，有的甚至比市政府力度还大。例如，余杭区对2017年1月1日后引进的硕博士（全日制）应届毕业生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6万元的生活安家补助，分三年发放，首年分别发放2万元、3万元。

　　对于大学生人才，各地人才战都在为“引入易、留下难”而苦恼。而杭州有政策直接鼓励大学生创业。2008年至今，杭州已连续实施3轮“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划”，在2017-2019这一轮计划中，对在杭创业大学生将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、免3年房租并给予社保补贴。

　　前三轮“三年计划”累计成立大学生创业企业11300多家，带动就业4.7万余人。这一轮“三年计划”力争吸引1万名以上大学生到杭创业，并带动2.5万人以上就业。

　　让优秀的大学生自己解决自己的就业岗位，并且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，这可谓剑走偏锋，一石二鸟。并且，大学生创业风险不小，经济活力欠佳的城市可不敢玩这类招数。

　　整体上来看，杭州开展人才战的步子，更接近北上广深的步调。不是靠一时的大招，而是多年持续发力，并且主攻中高端人才的引入，并善于鼓励、维持这些人才在杭州的发展。